平衡防风险和稳增长是当前最大挑战

本篇文章4356字，读完约11分钟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仅仅是将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在6.3%左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稳定宏观杠杆率。要把握风险防范与稳定增长的平衡，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地加强金融监管。

年中观测(2) ■朱宝良

经济运行在合理的范围内

中国经济在2011年第四季度突破9%，在2012年第二季度突破8%，在2015年第四季度突破7%，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下降。然而，自2016年第二季度以来，经济已开始停止下滑，企稳并取得稳步进展。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定合理区间。一是生产发展稳定，新的增长势头有所增强；第二，内需下降，外需扩大；第三，价格走势温和，房价持续上涨；四是经济效益提高，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步增长，这是供应方结构改革、相对宽松的总量控制政策和国际经济复苏的结果。首先，供应方的结构改革取得了成效。去产能和降低成本已经解决了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集中度和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资本产出率有所提高，银行不良资产率有所下降。短板薪酬和“分销套装”催生了新的动能，新技术、新产品、新形式和新商业模式的附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比例增加。从宏观上看，全要素生产率(除资本和劳动贡献以外的经济增长部分，即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也有所提高。模型计算表明，从2012年到201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1.3%，2016年提高到1.6%，2017年提高到2.3%。第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第三，出口需求回升。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日本、欧盟等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全球金融市场保持稳定，商品价格上涨，国际贸易逐步恢复。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运行稳定性增强、金融监管加强的同时，也出现了企业信用风险暴露、房地产泡沫加剧等问题。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你认为这些问题怎么样？

首先，企业债务风险压力上升的问题。今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对非金融企业投资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正式颁布后，表外融资被抑制，部分坏账被收回。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下降，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上升，导致股市波动、债券市场下跌和企业资本链断裂。一些企业开始拖欠贷款，甚至一些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也被强制。在中国经济连续两年好转、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下降的情况下，原因是从2012年到2016年，企业杠杆率上升，新增经济总量不足以支付利息，企业靠新还旧来维持生产经营，基本丧失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企业需要继续休养生息，国家应尽一切可能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最近爆发的企业信用风险也是过去一些企业过度扩张和管理不善的结果。这类企业的早期破产和重组优于后期破产和重组。要坚决清理僵尸企业，对加强金融监管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所带来的痛苦要有足够的决心和耐心，不能半途而废。

第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近年来，在相关立法的约束和监督下，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由于中央和地方权力与财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权力不断扩大，而它们的财政能力却有限。在“稳增长”和“惠民生”的推动下，许多地方政府依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社会资本合作(ppp)、产业投资基金等渠道，通过清仓清仓、购买服务和担保等方式，大规模筹集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在2014年约15万亿元国债互换的基础上，2015年以来，除电力行业外，基础设施投资已达38万亿元，而民间和政府投资资金不足15万亿元。隐性政府债务数额巨大，隐性金融和金融风险巨大。为此，中央政府加大了抑制隐性债务的力度，如处置地方隐性政府担保和检查ppp项目。然而，一旦受到严格监管，基础设施投资将在短期内大幅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政府权力与财权划分不清、政府债务与民间债务难以区分的制度约束下，“一放就乱、一收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难以打破。目前，在严格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加大发债力度。金融部门应适度扩大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信贷支持，以防止项目半途而废。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刚性赎回不容易打破

第三是关于房地产泡沫。受土地财政和土地制度的制约，我国房地产调控一直强调需求大于供给，甚至出现了人为限制供给以抬高地价和房价的现象。2009年、2013年和2016年，中国出现了三轮房地产价格通胀。根据人均可支配收入，2017年收入与房价的比率达到了14倍，远远超过了6-10倍的合理水平。房地产存在严重泡沫是不争的事实。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再次凸显，房价上涨压力明显。部分地区的限价令导致新房价格低于周边二手房价格，价格信号失真。投机需求非常旺盛，一些调查证实，2018年第一季度第一套房的刚性需求仅占新房销售的30.8%。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但也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最近，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升级了。贸易摩擦的实质指向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国有企业补贴、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等，从而延缓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贸易摩擦不是一个短期问题。仅从贸易关税的角度来看，它对经济几乎没有影响。然而，类似中兴事件的贸易限制和投资限制对经济有很大影响。双边贸易和投资不仅能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获得贸易和投资利益，而且具有重要的技术溢出效应。计算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3.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3%。其中，贸易和利用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约为0.9%，占全要素生产率的30%。一旦贸易和投资中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降低。

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展望

今年下半年，供应方结构性改革对稳定经济的作用将继续显现，但金融监管、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将带来短期经济下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将影响出口，从而削弱企业投资信心。

首先，基础设施投资将大幅下降。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量主要来自道路、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等领域。这些投资的主体是市县政府，它们受到今年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控制的制约。考虑到ppp项目治理已经基本结束，占基础设施投资20%左右的ppp投资将会恢复；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数量已经分解到各省，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也有所增加，下半年将停止下降并趋于稳定。房地产销售额在今年第一季度见顶后出现下滑，可能会持续到2018年下半年，投资资金来源也相应减少。另一方面，经过连续三年的下降，今年房地产的征地面积继续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率不会明显下降。然而，制造业投资基本处于底部，但由于投资和出口需求减弱，制造业投资缺乏反弹动力。

消费保持稳定，略有下降。良好的就业形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稳定消费需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个人所得税调整和进口关税降低也将刺激消费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仍在加快，养老、医疗、卫生、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加快。网上购物和共享自行车等新的消费模式正在推动新消费的发展。

出口增长率将在某种程度上回落。今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9%，比去年高0.3个百分点。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加快，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也将增加，但考虑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以美元计算，下半年出口增长约为10%。

价格总体稳定，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小。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能源原料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价格上涨势头减弱。自2016年初以来，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国际铁矿石供应增加，美国页岩油和天然气产量增加，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稳步波动。考虑到基数因素，工业品价格涨幅将稳步下降。工业消费品和食品价格稳定回升，服务业价格也上涨了0。然而，工业产品的供应仍然超过需求，消费价格不会急剧上升。据估计，2018年，消费价格将上涨2%左右，工业品出厂价格将上涨3.5%左右，工业品与消费品价格的剪刀差将缩小。价格尚未构成货币政策调整的压力。

政策建议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仅仅是将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在6.3%左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稳定宏观杠杆率。要把握风险防范与稳定增长的平衡，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地加强金融监管。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应该预先判断，预先计划，尽力控制分歧。

一是货币政策稳定中性，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通过降低mlf和其他操作的强度，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对冲。向市场放开存款准备金率不是放松货币政策的信号，但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资本成本，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减少mlf等工具造成的利率扭曲，疏通市场利率传导机制，形成平滑的收益率曲线，更好地引导投资和消费。适度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强资本管制，确保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保持不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重点领域和项目得到支持，在规范公私合作和产业基金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公私合作等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加快税费减免进程，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第三，我们将继续深化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2016年和2017年，在通过行政和法律措施成功降低产能的基础上，通过破产清算、重组和兼并，结合加强金融监管，处置僵尸企业。大多数僵尸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因此应以混合所有制和资本经营改革为切入点，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企业布局优化，缩小战线。

第四，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在通过首付比例和利率手段严格控制投资投机需求的同时，房价过高的城市应增加住宅用地，改革房地产开发商垄断住宅供应的体制，允许小城镇自然人合作建房，允许非房地产企业在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造商品房和出租房屋， 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自有建设用地和闲置宅基地上建造商品房和出租屋，允许大城市周边的生态修复企业在修复后的生态用地上开发一定比例的低密度住宅。 加快房产税立法。

第五，妥善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加快实施进一步开放和关税削减政策，适度扩大进口。妥善处理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的关切。必须理性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目的，符合中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作者是国家信息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