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能成长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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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的增长直接决定新旧动能转化的动力结构、过程和发展趋势，直接影响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从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新动能加速增长的趋势仍在继续，支持了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8%的增长。最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杜钦川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第一季度的6.8%与去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6.8%有着逻辑上的不同:中美贸易摩擦、积极清理和公私伙伴关系标准化，以防止和解决地方和国有企业的问题。债务风险与环境保护和有限生产的叠加抑制了经济中一些旧动能的增长；同时，新动能等内生市场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当前，新经济增长仍存在制约因素，迫切需要政策化解新经济增长的障碍和风险，以促进新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6.8%的增长速度。保持这一增长率的原因是什么？

杜秦川:可以说，一季度新动能带动了经济平稳增长。

一方面，新动能等市场的内生增长势头强劲:消费升级态势依然快速。私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反弹表明，经济的内生力量有所增强。

另一方面，风险防范等因素对旧动能增长的边际抑制逐渐显现: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因ppp清理和政策弱化的影响而大幅下降。制造业投资增长率的边际下降反映出环境保护和有限生产的影响仍在继续。出口的高速增长趋势受到贸易摩擦的影响，略有回落。消费增长主要被物价上涨的扩大所减缓。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影响的变化趋势是什么？

杜钦川:目前，影响新旧动能增长的逻辑是不同的，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既有供应方面的因素，也有需求方面的因素。它们相互重叠，相互作用，形成短期或趋势力，影响新旧动能的转换和连续性。一般来说，以下因素直接影响新旧动能的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首先，本轮全球贸易复苏仍在继续，但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正在加大。短期而言，全球经济的总体积极趋势将继续。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经济体基本呈上升趋势，总体上有利于稳定、适度、缓慢的国内外需求高速增长。尽管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人民币升值，出口基础不断扩大，但即使下半年贸易摩擦减缓了出口，也不会出现悬崖式的下降。

二是去产能带动了一些传统产业的价格上涨，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利润提高和产能扩张，但边际强度减弱。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带动了一些传统产业的价格上涨，进而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利润提高和产能扩张，并逐渐向中下游转移。但是，随着去产能任务的逐步完成和今年任务量的相对减少，以及年初产能因前期价格上涨而间歇性反弹，由价格上涨带动的旧动能恢复到边际下降趋势。预计由此带动的旧动能增长今年整体也将减弱，其可持续性也将减弱。

第三，房地产调控的抑制效应出现，叠加市场的内生需求逐渐增加。根据第一季度的数据，一些旧动能的复苏增长仍在继续，这是由之前投资增长率的反弹所推动的。然而，在土地启动和房地产销售增速放缓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正在回升，反映出投资增速数据明显受到土地出让金增加的影响。据估计，扣除地价上涨的影响后，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比去年年底有所下降，但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仍比去年年底有所上升。

第四，消费需求升级推动新经济增长的高可能性仍处于加速阶段。在传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边际下降的趋势下(今年第一季度消费增长率比去年全年低0.4个百分点)，网上零售增速加快，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为新产品和服务的快速扩张带来有利支撑。从网上零售占社会总消费的比重仍只有20%左右的角度来看，预计网上零售的增长以及消费升级带来的新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快速扩张仍处于早期加速增长期，预计后续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第五，由早期环境保护和有限生产造成的传统供应抑制的间歇性恢复难以维持。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环保整改，全国部分地区出现了限产、停产、停产，导致供应萎缩，难以及时弥补相应的需求缺口，给优质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市场空空间。同时，随着春节前后整治力度的减弱，部分传统产能已经恢复，但其可持续性仍将受到今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影响，部分停产企业难以恢复生产。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制约新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杜秦川:首先，一些传统产业的“僵尸企业”仍然占据着新经济增长的资源。本轮经济复苏主要是由于供应方面的结构改革。然而，调查显示，在供应方改革和全球经济复苏的推动下，一些地方的传统高消费行业和企业仍有恢复生产的冲动，传统的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出口导向正在上升。在某些地方无法完全处置的“僵尸企业”仍然占用资源，制约了现有资源和要素的有效利用，从而间接提高了新经济领域的资源利用成本。

第二，相关的制度机制和政策措施不够完善，制约了新经济的增长。首先，中国促进创新的政策支持仍不完善。这主要是由于新经济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以及新经济中维护专利和创新相关权利的成本较高，制约了新经济等新技术领域的投资热情。二是配套政策滞后，强监管制约。新经济领域往往有更多的新事物，它们的发展将先于一些旧政策，这将使旧政策显得不相容；与此同时，新经济也存在潜在的风险，这促使监管当局加强对某些领域创新的监管，同时也形成了约束。

第三，阻碍消费升级的信用环境和网络环境不完善。目前，一些与消费升级密切相关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正在蓬勃发展，但不完善的网络环境和信用环境部分制约了消费升级。例如，在近年来的热共享经济模式中，许多共享自行车公司在2017年倒闭，70多家共享自行车公司中有30多家相继停止运营，导致共享自行车押金难以退还的问题。例如，冷循环的押金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用户维权困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依然存在。

第四，垄断和行业准入限制限制了社会资本有效进入新经济领域。研究表明，仍然存在各种垄断和行业准入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资本进入新经济领域。例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向高端服务业转型，大量社会资本渴望进入一些高端医疗和教育行业，提供新的服务模式和形式，但由于行业垄断或准入限制，进入成本仍然很高，或者由于监管滞后等因素造成的垄断难以进入。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要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加快新经济的增长。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新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化解障碍和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呢？

杜钦川:一是继续深化供给结构改革，重点是“破、进、减”。今年的供应方结构改革侧重于“突破”、“站立”和“下降”。“立”是促进新经济的崛起，但它也离不开“破”和“落”。首先，我们要牢牢把握对付“僵尸企业”的牛鼻子，通过市场化和法治化实现市场清理，清理和释放现有资源。其次，要打破阻碍企业家精神有效发挥的障碍，鼓励更多的社会主体创新创业。最后，进一步降低新经济增长的成本，如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继续清理乱收费，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行业改革。

第二，加强对新经济领域各种创新和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化的力度，实施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要加强对新产业、新形式、新模式等新经济领域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立和完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实用艺术设计专利保护体系。加快建立和完善互联网、电子商务和大数据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规范、公平、合理、非歧视的专利许可政策和适用的侵权制止规则。

三是改善新经济领域消费升级的网络环境和信用环境。针对新经济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应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效率和准确性，建立健全产品质量风险监控和产品伤害监控体系。同时，要加快完善市场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充分利用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和交流平台，加强非法和不可信行为信息的网上披露和共享。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降低维权成本。

第四，打破垄断，以更大的包容性将资本引入新的经济领域。要促进新经济的增长，就要打破以通信和优质服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中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壁垒，从而充分吸引社会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的有效参与，形成更有效的供给。鼓励社会资本在更具包容性的新经济领域创新，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更好的医疗、更清新的空空气环境、更丰富的教育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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